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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癡迷于互聯網的媒體

    2019-09-10 版權聲明 舉報文章

    問題不是Facebook是否讓我們變得更孤獨或互聯網讓我們發瘋,而是網絡是否已經讓記者都變成了傻瓜。

    很多報道宣稱,網絡將產生“巨大的、古怪的、最終也無法證實的影響”。

    互聯網以及圍繞它的經營和文化,對《紐約時報》有著持久不衰的吸引力。在瑪麗莎·梅耶爾被提名為雅虎首席執行官時,該報就為此發表了六七篇文章,討論的問題從她懷孕的后果到她面對的挑戰等無所不包。塔拉·帕克·蒲伯在《紐約時報》周日??奈恼轮袉柕溃骸癋acebook是否讓人變得自戀了?”(她的報道是否定的,她說自戀者更喜歡微博)。同樣在周日??ぷ鞯目ㄈ鸺{·丘卡諾在《沉溺于某種渴望》一文中說,她認識的每個人都上圖片社交網或微博等數字“情緒板”,或為了逃避,或振作起來,或冷靜下來,或尋找某種感受,或轉移注意力,總之是“對快樂和情緒的調整或喚起”。而之前,《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描寫硅谷新現實以及當地居民的反應的系列文章。

    但是《紐約時報》對互聯網的癡迷很難說是獨一無二的。無論是在網上還是在網下,負責報道企業新聞的記者都熱衷于網絡公司的新聞,喋喋不休地議論Google、Facebook、微博和圖片分享社交網(Instagram)的經營戰略和人事更迭。時尚生活記者則忙不迭地報道這些互聯網大佬的財富、豪宅或華麗的服裝等。更令人擔憂的或許在于,新近興起的專門報道人類行為的記者群則迫不及待地衡量網絡世界人類心理的種種影響,他們宣稱這些影響是“巨大的、古怪的,最終也是無法證實的”。

    《大西洋月刊》2012年5月的封面文章的題目是《Facebook讓我們變得孤獨嗎?》。在這期雜志中,史蒂芬·馬奇用了7頁的篇幅,用麥克盧漢式的思考,探索了孤獨問題和Facebook對孤獨情緒的傳染所發揮的作用:在人們“不受時間和地點的任何限制,能隨時隨地即刻交流”的時代,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相互疏遠和孤獨”?!霸谡麄€西方世界,醫生和護士已經開始公開談論孤獨作為傳染病的問題?!薄拔磥淼膯栴}是,Facebook是促成了團聚還是分開?是相互取暖的擁抱還是充滿痛苦的分手?”“人類使用技術的歷史就是渴望孤獨和獲得孤立的歷史?!瘪R奇最后總結說,Facebook的真正危險不在于它讓我們變得更加孤獨,而是通過把我們對孤獨的渴望和虛榮心結合起來,從而威脅到孤獨的真正本質。

    Facebook可能改變孤獨的真正本質的觀點實在太嚇人了。不過,若和《新聞周刊》2012年7月7日的封面文章《互聯網讓我們發瘋嗎?》相比,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托尼·多考皮爾引用了研究、調查、專家訪談等各種證據,試圖證明互聯網“不僅讓我們變得更愚蠢、更孤獨,而且更郁悶、甚至造成徹底精神失?!?。按照專家的說法,網頁通過形成依賴和上癮“有助于甚至鼓勵人們發狂”。因此,上網成癮者的大腦“看起來就像吸毒者或酗酒者的大腦。別自欺欺人?。。ㄕl會這樣呢?)網絡成癮者與普通人的差別很小或者根本不存在”。所以,“正常人遇到傷心事會出人意料地心理崩潰”。

    這些文章是當今有關互聯網的很多報道的典型。就網絡世界對人類行為和社會關系的所謂影響,它們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猜測,而且因為選擇性地引用了心理學家、電腦行為學者、孤獨問題專家等新群體的翔實數據而顯得很有權威性。不過,閱讀了這些文章后,我的問題不是Facebook是否讓我們變得更孤獨或互聯網讓我們發瘋,而是網絡是否已經讓記者都變成了傻瓜。

    在很多時候,媒體對互聯網的癡迷可能嚴重扭曲了我們對重大事件的認識?!鞍⒗骸本褪且粋€很好的例子。從西方媒體的報道來看,人們很容易得出互聯網是中東亂局的主要起因的結論。在去年一期《新鮮空氣》上,特里·格羅斯在采訪《紐約時報》駐開羅主任大衛·柯克帕特里克時,脫口而出地提及“Facebook革命”。

    但是,大衛·柯克帕特里克馬上插話說:“我應該告訴你,我討厭Facebook革命這樣的胡扯?!眴査麨槭裁?,他說“你就是整天坐在電腦前面,也不能傷及政府一根毫毛”。他說,引起變革的因素是那些走上街頭的人。雖然與貼標語或者發傳單相比,Facebook和微博是個進步,但是“把技術而不是個人看作決定因素完全是沒有說到點子上”。Facebook革命云云在中東根本沒有吸引力,柯克帕特里克很快補充說,因為它被看成是試圖給這個事件插上“西方招牌”。

    與此同時,在美國,雖然媒體寫了很多有關互聯網的文章,但是并沒有探討互聯網的一些重要問題。有關網絡的民主化影響,人們談了很多,但是這個影響的真實性如何?網絡是否實現了給普通公民權利的承諾呢?是否賦予沒有印刷媒體的人發聲的機會呢?似乎很難這樣說。網絡作為有重大意義的存在,在美國出現也已經20多年了,在此期間,美國卻變得更加不平等了,上層少數人變得更富有,而中產階級的生活卻遭遇巨大壓力。這些現象之間是否有某種關系呢?互聯網是否成為不平等加劇的幫兇呢?現在做出明確的判斷或許還太早,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地說,互聯網產生了一個新的富豪階級,他們的財富等于甚至超過了傳統的華爾街大亨。但是,正如斯蒂夫·喬布斯的職業生涯顯示的,記者對這些富豪的機智和瀟灑贊不絕口,卻很少考察他們聚斂的巨額財富及由此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因為Facebook首次公開募股(IPO)表現不佳,反對網絡公司的力量或許在不斷聚集(而對此事件像雪崩一樣的大肆報道是顯示媒體狂熱的又一例證)。不過,泡沫若真的破裂,根據以往的經驗,很可能會產生新一撥的報道,訴說是某人的性格促成了失敗等,比如《華盛頓郵報》有關Facebook的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的人“難以捉摸的”凱瑟琳·羅斯的2000字的特寫。她對“在公司內部經歷的人際關系”感到心灰意冷,所以辭職前往得克薩斯州馬爾法小鎮的嘻哈藝術家莊園。正如一讀者的評論:“她覺得有些同事或朋友是一群笨蛋,所以決定辭職,跳槽到美國另一個地方,這算什么新聞呢?”

    (本文原文為:The media’s internet infatuation by Michael Massing,譯自:http:///the_kicker/internet_infatuation.php?page=2。作者邁克爾·曼森為《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編輯,哈佛文學學士,倫敦經濟學院理學碩士。譯者吳萬偉為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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